企業家對自貿區“一頭霧水”:我去了能得到什麼

  4個自貿區的經濟學者聚在了一起,共同為自貿區建設“把脈”。

  自從2013年9月我國首個自貿區在上海成立後,全國掀起了一股自貿區申請熱。多地相繼傳出“我們也要搞自貿區”的傳聞。

  2014年12月,這些“傳聞”被一一坐實。國務院常務會議明確指出,中國將在廣東、天津、福建特定區域再設3個自由貿易試驗區,同時,對已有的上海自貿區進行擴區。

  很多人對此感到納悶,在上海試驗僅一年多、效果尚未充分顯現的基礎上,中央為何急於上馬另外3個覆蓋面積更為廣闊的自貿區?以上4個自貿區之間究竟是什麼樣的關係?它們之間是否會因為同是自貿區而形成同行“無序競爭”?

  今年1月,上海市長楊雄在上海市十四屆人大三次會議作政府工作報告時稱,上海要在自貿區制度創新方面保持先發優勢,重點領域和關鍵環節改革深入推進。但在學界,不少經濟學者卻認為,自貿區後來者反而具有“後發優勢”,“它們一來可以複製上海已有的創新制度,二來還能結合各自的特點搞新的創新。”

  令多數人感到不解的是,自貿區既不能突破土地紅線,又非政策或者税收窪地,大家究竟在爭什麼?為什麼都急着要建自貿區?

  轟轟烈烈申辦 卻並不瞭解情況

  一個尷尬的現狀是,當多地政府都在轟轟烈烈申辦自貿區、要求建設自己的自貿區時,那些原本“應該比政府官員更激動”的企業家們,似乎對此並不“感冒”。即便他們身在自貿區之中,或離自貿區很近。

  近日,在由復旦大學與新加坡管理大學(SMU)聯合舉辦的第二屆復旦-新大國際論壇上,廈門大學經濟學院副院長朱孟楠表示,他所帶領的團隊此前針對廈門自貿區建設問題,在企業家和政府部門中做過調研。調研結果是,在廈門這一自貿區前沿陣地,不僅企業家不知道自貿區是幹什麼的,就連很多政府部門對自貿區建設情況也並不太瞭解。“比較清楚的是商務廳、管委會等,很多部門都不清楚自貿區要做什麼。”

  而廈門的企業家,朱孟楠用“一頭霧水”來形容他們目前的狀態。他們最常問的問題是“自貿區是幹什麼的?我去自貿區發展能得到什麼?”但他們所得到的反饋卻並沒多大鼓舞作用。

  “這説明頂層設計非常好,但與某些社會部門、尤其是企業聯繫不夠。”朱孟楠建議,自貿區做頂層設計時,應當邀請大企業來共同參與,“自貿區建設的一個非常重要的標準是,當地領導層有沒有強烈的開放意識?有的話,是不是普遍性的?還是隻是你有,我沒有。”

  同樣的問題,在已經“試驗”了1年多的上海自貿區也存在。

  上海自貿區研究協調中心祕書長徐明棋説,上海的很多企業家也還在“坐等商機”,“去企業問問,他們並沒感受到多大力度的改革。”

  不是不想改,而是改革太難,牽一髮而動全身。以貿易便利化措施“單一窗口”為例,現在進入自貿區“單一窗口”提供一站式便利服務的政府部門仍相當有限,“該進的很多還沒有進。”徐明棋曾應邀參加過上海市政府的一次會議,市領導明確要求到2015年年底所有部門都要進入自貿區“單一窗口”提供服務,“不進的要打報告給市裏,説清楚理由。”

  再比如金融改革方面,上海鼓勵各個銀行在自貿區開設“自貿賬户”為客户提供便利。“每家銀行交上來的各種法規、條例就那麼厚厚一沓。”徐明棋用雙手比劃出大約25釐米厚的尺寸説,“那天座談會,每家銀行都能問出十幾條專業的金融操作問題,它們跟很多政府部門一樣,除了上海的屬地管理,還要接受垂直管理,很難協調。”

  復旦大學上海自貿區綜合研究院祕書長尹晨介紹,上海自貿區今年已經新成立了政策研究局、協調局和對外聯絡局3個局專門負責解決上述政策制定與溝通協調的難題。

  能否成為“一帶一路”戰略的支點

  作為自貿區中的“老大”,上海自貿區一直堅持為全國提供可複製、可推廣的制度創新經驗。但在高校自貿區智庫學者眼中,自貿區僅提供“可複製、可推廣”經驗是遠遠不夠的。

  “我覺得福建還是要做海上絲綢之路這條主線,自貿區圍繞‘海絲’來做才有意義。”朱孟楠説,自貿區不應僅立足於可複製經驗的推廣,“這樣檔次就低了,更重要的是把這些經驗經過若干年運作,形成規則,這個規則要跟國際規則接軌。”

  “國際規則説”的背景在於,美國當前正以跨太平洋夥伴關係協定(TPP)和跨大西洋貿易與投資夥伴協議(TTIP)為兩翼,意圖構築21世紀的國際貿易新格局。而上述兩個協定,均未將中國納入其中。

  東方證券首席經濟學家邵宇認同朱孟楠的觀點,他説,TPP和TTIP正開始對製造業國家造成影響,“以美國的南北卡羅萊納州為例,他們的綜合人力成本現在只比中國內地高30%,整個綜合製造成本只比中國高10%。一件產品在中國生產如果是100元成本,在美國生產也就110元。”

  如此國際形勢下,邵宇認為,目前存在的4個自貿區,遠非形成可複製、可推廣的經驗而已。“自貿區不是自己關起門來玩兒,而是為了開放、輸出。”邵宇説,這些自貿區,應當成為“一帶一路”戰略的重要支點。他預計,現有的4個自貿區可能還不夠形成完整的支點,“未來在雲南、西藏、北部灣等方面有更多的開放舉措,整體來説可以構起新的格局。”

  而具體到上海自貿區,邵宇認為,其應當承擔起為人民幣國際化保駕護航的重要作用。

  中山大學自貿區綜合研究院副院長毛豔華説,廣東在過去的10年裏,一直在執行目前全國開放度最高的CEPA協定(即《內地與香港關於建立更緊密經貿關係安排》協定),下一步,如果能利用CEPA服務貿易一體化的契機把香港的金融條件引入廣東,“或許能從側面解決人民幣國際化問題。”

  據悉,廣東目前的對外貿易總量佔全國的三分之一,但其百分之七八十的貿易結算都不得不通過香港和新加坡,“廣州南沙自貿區能不能把這個功能承擔起來,推動制度創新,比如物流平台、貿易平台、對口倉儲結合起來?”毛豔華説。

  負面清單要不要年年縮減

  此前,“負面清單”是上海自貿區政策中受爭議最廣的一個“槽點”。2013年,上海公佈了第一版負面清單,共有190條內容,被眾多業內人士吐槽“太長”、“開放度不夠”;2014年,上海自貿區對“負面清單”作出了調整,禁止內容被縮減到139條,如此大幅度地削減負面清單內容受到輿論好評;到了2015年,有消息傳出,負面清單將有可能壓縮在100條之內,再次成為公眾關注的焦點。

  然而,復旦大學自貿區法研究中心主任龔柏華卻對此次“負面清單”的修改持另一種觀點。他認為,負面清單不能“年年改”,“不應該為了瘦身而瘦身。”

  最典型的一個案例是,2014版自貿區“負面清單”中,把“博彩業和色情業”刪了,“當時輿論一片譁然,覺得這次改革力度特別大。其實不是這個意思,因為博彩業和色情業本身也不允許內資搞,所以沒必要再放進針對外資的負面清單裏了。”

  龔柏華説,“負面清單”需要一定的穩定性,沒有必要為了迎合輿論的期待而瘦身。

  那麼,能否讓4個自貿區共享一張負面清單?

  就在最近,有消息稱,上海、廣東、天津、福建4個自貿區將在2015年使用同一張負面清單,該清單正在由國家發改委牽頭制定。

  對此,龔柏華有不同看法。在他看來,既然是“自貿區”,就應該給予一定的政策創新空間,各區可以以上海負面清單為基礎,根據各自特色制定自己的負面清單。在各區清單不統一、容易形成無序競爭的問題上,他建議參照“最惠國”待遇引入“最惠區”待遇,即在某一單獨事件中,參照4區規定中的“最惠”待遇執行。

  關於如何開放,開放到什麼程度的問題,是“負面清單”之外,自貿區最受關注的話題之一。此前輿論廣泛認為,上海自貿區28.78平方公里試驗範圍實在太小,最具商機的服務業開放沒有用武之地。但經過擴區,上海自貿區範圍已達到120平方公里,服務業開放的契機是否已經來到?

  對此,徐明棋迴應稱,實際上,國務院規劃的6個服務業開放項目,已經取得了初始效果。一家德國醫院已經在自貿區註冊,只不過還沒有正式開業。

  “允許進來,不等於説馬上具備從事業務所需要的資質以及相關的基礎設施,這裏涉及到中國一個特殊的審批制度,很多具體的問題,有待於相關部委把實施細則拿出來。”徐明棋説,在“拿出細則”方面速度比較慢,“樂觀來看,(自貿區)第一年主要是政府管理體制、貿易便利化等改革,接下來一年,可以在這方面往前推。”

  徐明棋説,外商目前對自貿區改革的評價相對政府部門內部而言要低一些,原因就在於他們瞄準了商機,但在進入後發現做起來還有很多困難。復旦大學教授程大中説,這種“企業慕名進入卻不能幹事”的尷尬,應當成為其他自貿區建設的前車之鑑。

責任編輯:李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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