銀行業發展日本啟示

  《中國金融》雜志

  解植春

  20世紀90年代以來,日本經濟持續低迷,曾經競爭力較強的商業銀行也跌出了最具國際競爭力的銀行榜單,這與之前日本經濟和銀行業的輝煌形成鮮明對比。2013年以來,中國經濟調整步伐加快,增速放緩,銀行業增長也相應減速,不良資產出現上升趨勢,人民幣經歴了較長時間的單邊升值後出現雙邊波動。種種跡象使人產生疑問:中國銀行業是否會重蹈日本銀行業覆轍?我認為,中國經濟及銀行業發展的特殊性決定了中國銀行業不會陷入日本式危機,但日本銀行業衰落的教訓仍然值得警惕。

  日本銀行業衰落的主要原因

  日本經濟在二戰後迅速複蘇並崛起,逐步成為僅次於美國的世界第二大經濟體,銀行業也迅速擴張。1990年,日本銀行在全球前10大銀行中占據7席,並壟斷前6位。但20世紀90年代之後,隨着泡沫破滅,日本經濟持續低迷,銀行業隨之衰落,國際競爭力大幅減弱。2000年,全球10大銀行中日本銀行僅余2家。日本銀行業的衰落是宏觀經濟、監管環境、商業銀行自身多方面原因導致的。

  根本原因:泡沫經濟破滅

  泡沫經濟破滅使日本經濟元氣大傷,持續低迷的宏觀經濟環境是日本銀行業衰落的根本原因。

  第一,寬鬆貨幣政策導致社會信用過度膨脹和巨大資產泡沫。首先,寬鬆貨幣政策導致社會信用過度膨脹。廣場協議後日元對美元急劇升值,因擔心日元升值影響出口,日本央行開始實施過度寬鬆貨幣政策。自1986年1月30日起連續五次下調官方貼現率,從5%降至2.5%的歴史低點。這一政策一直持續到1989年5月,導致了金融機構的貸款擴大和整個社會的信用膨脹。其次,流動性泛濫產生巨大資產泡沫。寬鬆的市場流動性和低廉的資金成本使大量資金湧入股市尋求高收益,資產泡沫逐步形成。房地產市場也成為重要吸金場所,與股市同步膨脹,形成房地產泡沫。

  第二,利率套利活動泛濫進一步催生資產泡沫。受制於美國壓力,日本從1985年開始加快了利率市場化步伐。在這一過程中,「雙重利率結構」催生了大量套利行為,進一步加劇了資產泡沫膨脹。「雙重利率結構」指為順應金融自由化需要,實行大額存款利率市場化;同時為保護銀行既得利益,小額存款利率依然被嚴格鎖定在極低水平。在日本經濟的高速增長期,企業投資需求旺盛,所籌集的外部資金和未分配利潤均用於實體經濟投資。經濟步入低增長期後,實體經濟資金需求放緩,「雙重利率結構」使大型企業融資與儲蓄並舉的套利行為明顯增加,企業投資重點從實體經濟轉向貨幣和資本市場,這種商業模式的轉變也是資產泡沫膨脹的重要推手。

  第三,資產泡沫在內外因共同作用下破滅。從日本國內看,自1989年起,因擔心通貨膨脹,日本快速緊縮貨幣政策,1989年5月底後連續多次上調央行貼現利率,國內信貸增速大幅放緩。從國外看,日本承諾於1992年開始實施巴塞爾資本協議,為兌現承諾,1988年起日本銀行業不斷提高資本充足率,造成信貸和社會流動性進一步收緊。這使入市資金急劇減少,股市泡沫被刺破。當時,日本銀行業有大量資金投入股市,股票投資收益在收入中占比較高,經營業績受到很大影響。繼股市之後,資金也從房地產市場外流,房價開始下跌。

  外部原因:監管環境過於寬鬆

  第一,監管機構和貨幣政策缺乏獨立性。日本銀行業由大藏省監管,大藏省既要行使財政和稅收職能,又要負責銀行業監管,這導致監管機構和貨幣政策都缺乏獨立性,產生了三大弊端:一是監管審慎性不夠。大藏省出於增加財政收入的考慮,希望銀行實現更多盈利,對銀行保駕護航的動機較強,未及時制止其盲目擴張。二是監管專業性不強。大藏省很多官員並不十分了解銀行的運作,缺乏資本監管、逆周期監管等監管理念,無法實施有效監管。後果之一就是,由於資本充足水平較低,在開始實施巴塞爾協議時,日本銀行業倉促應對,導致信貸急劇收縮。三是貨幣政策處於從屬地位。日本的貨幣政策缺乏獨立性,大部分時間都在跟隨財政政策的變化相應調整,而財政政策間接依賴銀行的信用供給。同時,大藏省對外匯市場的幹預采用了「棄利率、保匯率」策略,導致金融體係紊亂。

  第二,主銀行關係捆綁銀企風險。主銀行關係是日本歴史上形成的一種特殊銀企關係,即企業以一家銀行作為主要貸款行並接受其監督管理的銀企結合制度。這一制度下,企業大多數金融服務均由一家銀行提供,銀企之間有長期固定的綜合交易關係,進而形成交叉持股。主銀行關係使銀企風險極易相互傳染,但日本的金融監管機構卻未及時控制和處置。造成經濟泡沫之後,日本銀行業遭受不良貸款衝擊,自顧不暇,愈發難以對陷入困境的企業施以援手,主銀行與企業之間原來的強強聯合關係最終變成了互相拖累。

  第三,對銀行持股住宅金融機構監管不足。盡管日本對普通金融機構持股住宅金融專門機構的比例有限制,銀行不得超過5%、保險公司不得超過10%,但大藏省的監管並不到位。銀行等金融機構通過自身及子公司持股等方式,繞過監管限制,對住宅金融機構有非常大的控制力,住宅金融機構的股東名單幾乎就是日本主要金融機構的名單。日本泡沫經濟崩潰後,以房地產為核心的不良債權問題首先在住宅金融機構顯現。1991年秋,住宅金融機構的呆滯貸款達到總資產的40%。住宅金融機構的大量破產迅速把風險傳遞給銀行,加劇了銀行經營惡化。

  內部原因:商業銀行發展戰略激進

  第一,資產規模擴張過快引發信用風險。20世紀80年代後期,日本金融以間接融資為主,銀行信貸是實體經濟融資的主渠道。受寬鬆貨幣政策、高儲蓄率以及充裕流動性的推動,當時日本銀行業資產規模快速擴張,貸款增速遠超GDP增速。1984年到1990年,銀行業總存款由268萬億日元增至495萬億日元,年均複合增長12.3%;以大量存款為基礎,銀行放貸和投資衝動強烈,引發資產快速擴張,同期日本銀行業總資產從373萬億日元增至757萬億日元,年均複合增長12.5%,這相應帶來了風險的擴張。

  第二,資產配置偏向房地產積累高風險。上世紀80年代中後期,出於對高利潤的追求,日本的銀行把越來越多的貸款投向收益率較高的中小企業和房地產領域,助推了房地產泡沫的膨脹,也積聚了大量風險。1984~1990年,日本國內的房地產貸款遠遠高於制造業貸款和GDP增速,在總貸款中的占比由7.5%增至12%,制造業貸款占比則由26.6%降至15%。其中,1986年和1989年房地產貸款增長最快,增速分別高達35.1%和27.7%。

  第三,銀行資金大量配置於股市導致利潤虛增。20世紀80年代後期,日本國內股票價格的飆升也吸引了大量來自銀行的資金。1985年,日本金融機構的資金運用中有35.3%投資於證券,1986年更是上升到48.4%。1988年,都市銀行的收益有42%來自股市,第一勸業銀行該比例曾高達60%。1984~1990年,日本的銀行年收益平均增長13%,但若剔除持有股票的收益,傳統業務收益年均增速只有1%。考慮到當時日本股市的巨大泡沫,以公允價值計量的股票投資收益其實有較大虛增成分,並不能真正反映銀行的盈利能力。

  現階段中國銀行業與廣場協議後的日本銀行業有本質不同

  當前,中國銀行業與日本銀行業在20世紀90年代初顯露頹勢時經營指標的變化趨勢及所處外部環境的表象指標有一定相似性。從宏觀經濟環境看,現階段中國銀行業與廣場協議後日本銀行業面臨類似環境,都面臨經濟增速放緩、房地產價格較高、貨幣保持單邊升值等情況。從銀行經營表現看,日本經濟泡沫破滅後,銀行業經營壓力增大,業務結構不合理導致盈利隨經濟泡沫破裂驟降。而在經濟增長減速的市場條件下,中國銀行業也面臨利潤增速趨緩、不良貸款率上升的壓力,以及利率市場化的挑戰。因此有觀點認為中國銀行業有重蹈日本銀行業覆轍的風險。我認為,這僅是表象,二者實質上存有較大不同。

  經營環境存在本質不同

  首先,中國經濟減速是政府主動調控的結果。廣場協議後,當時日本的經濟環境可謂內外交困。一方面,在美國的壓力下簽署「廣場協議」,同時被迫接受巴塞爾協議,給銀行業造成沉重壓力。另一方面,國內調控不力,造成經濟大起大落。而中國經過改革開放以來30多年的發展,已成長為全球第二大經濟體,環境、資源以及經濟發展階段不可能一直支撐原有經濟增速。經濟增速適度下調是主動調整結構和增長模式的科學選擇,是政府主動調控的結果。因此,當前的增速放緩是相對的、正常的。

  其次,中國經濟增長後勁充足。在城鎮化、工業化、制度紅利的驅動之下,隨着新興產業的快速發展、傳統產業的整合調整、居民消費與投資的穩步增加,中國經濟在未來將孕育更加豐富和多樣化的商業機遇和投融資需求。一是城鎮化的繼續推進將帶動基礎設施、道路、橋梁、住房的投資,而農村人口轉化為城鎮人口,其消費習慣和消費支出也會相應改變,釋放出持久、長期的消費潛力。二是隨着自主創新能力的提升,信息化與工業化的融合,高端裝備制造、節能環保、新能源、新材料等戰略性新興產業的壯大,中國的工業化進程將邁上新台階;同時,隨着投資環境日益改善,廣大中西部地區將進一步通過承接東部地區的產業集群和發展經驗取得跨越式發展。三是改革紅利進一步釋放。未來一段時期,中國的國有企業、金融體制、財稅體制、收入分配、反腐敗等各項事業都將進入改革深水區,市場和社會的活力必將被進一步激發。

  相較之下,日本經濟在衰落後一直缺乏持續增長的支撐點。直至20世紀90年代初期,無論是日本的政治家們還是官僚們,都遠沒有對其經濟、金融體制本身的優越性產生根本性的懷疑,由此坐失了改革良機。為刺激經濟增長,日本政府采取了增加公共投資的擴張性財政政策,國債發行額日積月累,使日本成為全世界債務總額占GDP比例最高的國家,政府的還債付息規模越來越大,同時財政收入大幅減少,財政失衡進一步使財政政策和投資等刺激手段乏力。

  再次,中國經濟的泡沫風險較低。一是房地產風險總體可控。在中國,按揭貸款最高只提供七成,考慮到前期的償還,平均可能不到五成,這樣的比例有一定抵禦房價下跌的空間。從需求角度講,龐大的人口基數和城鎮化都使房地產仍有較大潛在需求。從開發商角度講,中國的房地產開發貸款規模相對較小,並且開發企業在經歴了2008年的危機之後,普遍加強了對現金流的控制,過度融資的情況減少。二是資本市場風險無虞。從基本面來看,日本股市的萎縮與泡沫破裂、經濟下滑同步,而中國股市背後有經濟發展的強大支撐。2006年6月開始,中國股市出現一輪牛市行情。2007年10月,上證綜指創下6124.04點的歴史最高點後一路走低,於2008年10月跌至1664.93點,跌幅72.81%。截至2013年12月31日,上證綜指收於2115.98,僅略高於2007年最高點的三分之一。股市市值占GDP的比重從2007年的178%降至42%。在這期間,中國經濟仍然保持平穩較快增長。從發展來看,中國資本市場發展時間較短,直接融資規模在社會融資規模中占比較小,「十二五」的目標值為15%。發展資本市場是中國金融改革的重要目標之一,在政策紅利的支撐下,資本市場未來有很大的成長空間。

  政府調控能力不同

  盡管廣場協議可被視為日本經濟由盛而衰的導火索,但日元升值並未直接給日本經濟造成毀滅性打擊。真正使日本經濟陷入泥沼的是日本政府應對日元升值的措施節奏、力度把握不得要領。由於過度擔心日元升值帶來的不良後果,日本央行在廣場協議後不久立即采取了較強的寬鬆政策,一旦出現泡沫又馬上緊縮貨幣。比如,1986年1月至1987年3月的14個月間,日本央行把貼現率從5%降至2.5%,導致大量貨幣向資產轉移;而1989年5月至1990年8月又連續5次上調貼現率,從2.5%迅速調升至6%,並限制金融機構對房地產的貸款投入,泡沫迅速破滅,經濟陷入長期蕭條。

  相較之下,中國政府對經濟的調控則更穩健、更前瞻。自2005年匯改以來,盡管人民幣也基本處於單邊升值狀態,但升值過程較為緩和,截至2013年末累計升值約30%。其間,中國保持了基準利率的穩定性;同時,中國政府漸進推進了利率市場化和匯率市場化改革,確保風險可控。因此,日本政府短期內過度幹預經濟的情況在中國並未也很難出現。

  監管有效性不同

  今天的中國和上世紀80年代末期日本的銀行業監管環境有較大差異。中國銀行業的監管更為嚴格審慎,培育了中國銀行業更強的經營發展能力。一方面,今昔國際監管環境大不相同。當時全球銀行業監管的整體環境較為寬鬆和粗放,日本也不例外,而且巴塞爾協議剛剛出台。如今,巴塞爾協議已兩度強化,本輪國際金融危機也使全球金融監管者更加重視以資本和風險為核心的全面審慎監管。另一方面,兩國監管理念和監管水平存在差異。在當時日本銀行業快速增長的時期,日本的金融監管機構放鬆了警惕,任由其盲目擴張;而中國銀行業曾一度問題重重,包袱巨大,在政府的大力推動下脫胎換骨,發展壯大,監管機構長期以來對銀行業的公司治理、資本和資產質量、風險管理等提出了較高要求。

  促進中國銀行業健康發展的思考

  在吸收借鑒日本銀行業興衰經驗教訓的基礎上,當前中國銀行業在改革發展過程中應着力關注以下幾個問題。

  由堵變疏,主動處置逐步積聚的不良資產

  大量不良資產導致日本銀行業巨額虧損,這是日本銀行業陷入困境的直接原因。自股份制改革以來,我國商業銀行的不良貸款率長時間保持相對較低水平。然而近兩年來,由於經濟增長放緩、結構調整等原因,商業銀行的不良貸款率呈上升趨勢。在濟增速放緩將使信用風險加重的大背景下,銀行業面臨的不良資產壓力值得警惕,需要妥善應對。

  一要未雨綢繆,充分披露和及早處置不良資產,避免風險積聚。處置不良資產宜早不宜遲。廣場協議後,日本政府在相當長一段時間內對不良資產問題采取掩蓋、拖延、敷衍態度,導致銀行不良資產不斷積累,錯失處理良機,最終釀成危機。我國銀行業應盡早、有序、主動、多樣化地消化不良資產,不應為追求賬面數據,采用財務技術手段人為壓低不良貸款率,要強調不良資產的真實性,早發現早解決。

  二要由堵變疏,利用資本市場和業務創新多渠道處理不良資產。商業銀行傳統的直接追償、壞賬核銷、增發貸款稀釋不良貸款率等方法不能從根本上解決不良資產問題。銀行要建立科學識別、分類、評估、經營和處置不良資產的長效機制,利用金融市場,加大不良資產證券化處置,這既有助於增加銀行流動性,擴大信貸收益;也有利於銀行降低加權風險資產規模,提高風險資產回報;同時也有助於豐富我國金融市場的產品和層次。

  三要完善立法,為商業銀行處置不良資產營造良好外部環境。與發達國家相比,我國目前不良資產處置立法相對滯後,商業銀行處置不良資產的途徑十分有限,應從立法上支持商業銀行有效處置不良資產。比如,應修改《商業銀行法》,延長商業銀行處置抵債資產的時間,並對資產證券化專項立法。

  四要標本兼治,盡快建立維護金融穩定的有效機制,完善金融機構市場化退出機制。日本政府為避免銀行倒閉引發社會動蕩,多次無條件援助陷於破產邊緣的金融機構,未從根源上清理不良資產,結果導致嚴重的道德風險,阻礙了銀行體係的改革發展和布局優化。未來,我國應在銀行業市場化、綜合化、信息化、國際化的發展趨勢下,盡快探索出一套維護金融穩定的有效機制,避免係統性金融風險,在此基礎上,建立金融機構市場化退出機制,約束金融機構經營行為。

  嚴格監管,確保銀行業穩健運營

  20世紀80年代日本銀行業監管環境較為寬鬆,監管不力助長了銀行的激進行為,為危機埋下隱患。當前我國銀行業正面臨深刻轉型和變革,監管體制、手段和目標都要及時調整跟進,確保銀行業穩健運營。

  一是加強監管協調,探索適應銀行綜合化經營趨勢的監管模式。盡管我國的分業監管體係在實踐上采取了靈活措施,適度放鬆了對金融混業的管制,但仍存在跨領域、跨行業交叉監管、空白監管和重複監管問題。今後,金融監管部門應加強信息共享和政策配合,積極發揮「一行三會」部際協調制度的作用,避免出現係統性和區域性金融風險。

  二是理順銀企關係,避免銀行與企業過度融合。日本銀行業與企業過度融合,造成危機時銀行和企業相互拖累,風險交叉傳染。我國銀行業正在穩步推進混合所有制改革,鼓勵設立民營銀行,這意味着企業可以持有銀行股份,有利於銀行改善公司治理,提高經營管理,適應市場化、國際化的競爭環境。但在這一過程中要吸取日本的教訓,避免銀企過度融合。

  深化改革,協調推進利率市場化與匯率制度改革

  廣場協議後,日元急劇升值。為抑制日元過快升值,日本政府采取「棄利率、保匯率」的策略,陸續出台不合時宜的利率政策,利率市場化並不完全,造成金融體係紊亂和國內資產泡沫,埋下危機的隱患。我國在深化改革過程中,應吸取日本的教訓,協調推進利率市場化與匯率制度改革,不能舍一保一。

  一是有序推進利率市場化,積極創造存款利率市場化的基礎條件。利率市場化是現代市場經濟的大勢所趨。為穩妥實現存款利率市場化,首先要充分發揮大額可轉讓定期存單(CD)在存款利率市場化中的過渡作用,先實現存款「批發環節」的利率市場化。其次,要進一步擴大利率上浮空間。再次,銀行自身要提高自主定價能力和利率風險管理能力。

  二是在推進利率市場化基礎上,完善人民幣匯率市場化形成機制,最終實現匯率根據市場變化雙向波動。利率和匯率可以通過國際收支的經常項目、資本項目兩方面相互影響。在將來資本賬戶先行開放的情況下,如果利率市場化滯後,將產生套利空間,威脅我國金融安全。因此,在開放條件下,匯率市場化應把利率市場化作為前提之一,在利率市場化穩步推行後,逐步順勢開放資本項目。

  統籌兼顧,確保宏觀政策的穩定協調

  宏觀經濟形勢惡化是日本銀行業由盛轉衰的根本原因。廣場協議後,日本宏觀經濟政策的不穩定影響了市場預期,嚴重動搖了投資者信心,導致宏觀經濟形勢惡化。在當前我國經濟下行壓力較大的情況下,更要協調宏觀經濟政策,兼顧當前和長遠,穩定市場預期,為銀行業穩健經營創造良好環境。

  一是實施穩健的貨幣政策,避免信貸過度活躍,防止貨幣本身成為經濟波動的一個誘因。未來貨幣政策既不應像日本那樣急劇收縮,也不宜大規模放鬆,應以穩健的貨幣政策促進經濟穩健發展。

  二是充分發揮財政政策的調節作用,防止經濟大起大落。通過刺激總需求來保證經濟增長是一種短期政策,只能保證一時的總量增長,但無助於結構改善,過度使用會扭曲要素價格,破壞市場自動調節機制,損害長期發展目標。中國經濟當前面臨的主要問題來自結構,而非總量,應重視供給管理,促進企業自主調結構,發揮市場的決定性作用,減少政府對銀行信貸活動的直接幹預,使銀行業更加貼近市場、服務實體。■

  作者係中央匯金公司總經理

  (責任編輯 趙雪芳)

責任編輯:張照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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