趙令彬:提倡亞洲價值觀意義深遠

  大公財經3月31日訊  上文談到星洲模式集合了中西文化及多種思想而成(本欄3月30日),可謂博取各家之長而互補,故星洲自立國以來所取得的輝煌成就殊非偶然,對模式中的創新意念自應作更多探討。

  星洲政治模式的特點如強調法紀及採強硬管治手段等,都是因應當時的治亂世需要而來,有時勢做英雄或形勢逼人來的意味。另一方面,提出亞洲價值觀卻有更深層及更長遠的意義,創新性也更高。早有論述政經發展時強調文化因素的觀點,如歐洲哲學家Weber便認為基督教文化有利於工業化及現代化,以此解説西方冒起的文化根源。在上世紀70年代,西方學者曾比較拉美及東亞發展的表現,得出儒家文化更有利於現代化發展的結論,令東亞的表現普遍比拉美好。

  李氏推介亞洲價值觀的主要目的仍在於強化管治,也成了其家長式或保姆式管治的主要論據之一。李氏認為西式民主並不適合所有國家特別是年輕國家,因這些國家首先要實現穩定和發展,社會利益應優先於個人權利,公民要放棄一些自主權來換取家長式管治的成果,之後才能承受西方模式的普遍民主及個人自由。由這理論指導的實踐中,出現了一面在政治上管制集會及言論和抑壓反對派,另一面在社會上管制吃口香糖、吐痰等日常行為。因此批評者有直斥李氏專制獨裁,或較婉轉地稱之為軟威權主義或軟獨裁主義。

  無論如何,星洲模式在政治上結合了西式民主與專制管治的矛盾元素,而能取得成績並達到了保穩定促發展的目標,確是世界政治史上的重大創新,把不可思議的結合變為有效體制。當中重要的觀點是西方民主有其缺陷,並非普遍適用,而亞洲文明中也有值得採用的元素。這其實也是隱批了西方價值的全面性或普世性,並開拓了一個價值及政制建設的新出路,有很多相關問題仍待探索,潛力仍待開發。

  星洲的政制既結合了民主與專制元素,可説是個混合型體制,並以矛盾元素間的互補來達至相互補短的奇效。一方面是以普選及法治來控制專制,以防止濫權及出現無制約的權力。另方面則以專制管治來限制自由以免失控,和出現“離心型民主”或“民主失效”(dyfunctional democracy)或“否決型民主”(detocracy)。這種特點不單對發展中國家有參考價值,對歐美等發達國同樣有。美國兩黨持續黨爭已導致管治問題和民眾對國會認同度超低,而在歐洲激進政黨的冒升而主流政黨滑落,都顯示西式民主的深層問題,即使在發達國也開始浮現。

責任編輯:子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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